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之后，一大批原住民作家迅速成长。原住民文学以其炫目的光彩跨入主流文学的舞台。近年来，我一直关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发展，先后翻译了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Kim Scott）的《心中的明天》（Benang from the Heart）、阿尼塔·海斯（Anita Heiss）的《我是谁？》（Who Am I？）、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天鹅书》（The Swan Book）、《地平线上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Horizon），塔拉·琼·文奇（Tara June Winch）的《屈膝》（The Yield）和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的《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等七部小说。这几位作家，除阿尼塔·海斯外，都是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获得者。
亚历克西斯·赖特：捍卫自然神性以及不可改变的道德与精神
(资料图片)
亚历克西斯·赖特
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亚历克西斯·赖特。2006年，赖特出版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一举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昆士兰州州长小说奖、维多利亚州州长万斯·帕尔默小说奖、澳大利亚文学金奖章等多项大奖。同时，该书被翻译成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孟加拉文、日文和中文出版。2021年，《卡彭塔利亚湾》被法国教育部门选为英语学习者必读书。50年来，这是自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Voss）入选后的唯一一本澳大利亚小说。
《卡彭塔利亚湾》植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沃土之上，把古老的传说、神话以及原住民信奉的“梦幻时代”的原始图腾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糅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难得一见、色彩瑰丽的画卷。在她的笔下，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是故事。每一眼水井，每一块岩石，每一座沙丘，每一棵树木都是故事中的“人物”。蛇神、海怪、鱼群、鹦鹉、巨浪滔天的大海、拔地而起的龙卷风都有独特的含义。但是，《卡彭塔利亚湾》之所以被奉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民族史诗”是因为作者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原住民作品对“白澳政策”简单的鞭笞，对“被偷走的一代”悲惨命运直白的叙述，而是站在新的高度，对原住民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第一次把原住民部落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斗争比较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指出，正是这种常常水火不容的矛盾为殖民主义者对原住民传统土地的强占创造了条件。作者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卡彭塔利亚湾，以古福瑞特国际矿业公司与德斯珀伦斯镇东西两个原住民部落的矛盾为主线，将两个部落之间的斗争，以及部落内部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展开一系列戏剧性的冲突，从而赋予这部小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澳洲大陆生活了六万年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大自然有着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亲密关系。他们对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生态环境十分敏感。亚历克西斯·赖特在《卡彭塔利亚湾》中，对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正如作家张炜说的那样：“小说浓墨重彩写到执着于土地的原住民，与一个入侵的矿业公司为代表的、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之间的紧张斗争：这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何等相像。但是，所有这些在她的笔下却有了另一种魅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的书写与我们是那样的不同——比如她的‘有根’，就不是简单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固守，而是捍卫自然神性的不可改变的道德与精神。”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卡彭塔利亚湾》在同类作品中高出一筹。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所说：“……她的这本小说是那种具有伟大品格的作品，是地方志与民族史的结合，是征服与被征服的纠结，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斗争和融合。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具有高超的文学技巧，让我这样的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感到十分钦佩。”
可以与《卡彭塔利亚湾》比肩而立的是她于2013年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天鹅书》。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几经磨砺，历时六年，于2023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故事情节扑朔迷离，集诗歌、散文、民间故事、政论文等多种体裁于一身，对大自然的描写出神入化，对天鹅的刻画美妙绝伦。《天鹅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一百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小说的主人公哑女与天鹅相依为伴，被称为“天鹅女”。“天鹅女”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也渐渐失去说话的功能。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的遭遇如出一辙。作者之所以选取哑女作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为她相信，他们根本无法发声。哑女与人类社会隔膜，却和天鹅相依为命，象征着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还表现在：气候和生态的变化使人失去了安身之所，动物也在劫难逃。气候变化将天鹅驱赶到天鹅湖，但天鹅湖也将不复存在，天鹅将被迫继续流浪。
和《卡彭塔利亚湾》一样，亚历克西斯·赖特在《天鹅书》中也表现出她珍视人与土地的关系。城市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迁徙，人与故乡疏离的“无根”现象都令她焦虑不安。《天鹅书》描写哑女背井离乡的苦痛，是对北领地干涉政策的抨击，也是对原住民几百年来受到殖民迫害的控诉。《天鹅书》中表现出来的环境问题和原住民问题相互纠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六万年，其文明被称为世界上悠久且未曾断裂的文明之一。其中生态知识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关键，是他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然而自从白人踏上这块大陆，原住民的遗产就被无情践踏，白人对大自然的掠夺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赖特给《卡彭塔利亚湾》设定的结局是，风暴把所有白人文明的痕迹一扫而光，原住民诺姆带着孙子回到卡彭塔利亚湾，凭借世代相传的自然知识，准备一切从头开始。而《天鹅书》的基调与之相反。作者对这种希望提出质疑，对未来报以绝望的态度，认为所有希望都会变成绝望。
据说天鹅平日里喑哑，只在临死前才会发出哀鸣，那是它唯一一次发声。这部小说所发出的就是哑女的天鹅绝唱，也是人类社会在末日来临之前的哀鸣。《天鹅书》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一直以来，西方世界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17世纪末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两只黑天鹅，随船带回欧洲，方知黑天鹅的存在。至此，天鹅象征着人类世界，有黑有白，二者共存，但也意味着人间事物的对立和纠葛。《天鹅书》出版时的封面就是一只黑天鹅，是原住民的象征，与象征着欧洲移民的白天鹅形成对照。黑天鹅的存在，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他者。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以人为世界的中心，将人视为自然的征服者和控制者，其结果是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灾难。而澳大利亚原住民世世代代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当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范本。凭借与自然的息息相通，澳大利亚原住民或许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一股力量。这也是《天鹅书》超越之前许多原住民文学作品的理由之一。
《地平线上的奥德赛》是亚历克西斯·赖特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享有国际盛誉的原住民摄影艺术家特蕾西·莫法特（Trcey Moffat）2017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举办的个展特意撰写的非常优美的散文。作为第一位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举办个展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特蕾西自知这次展览对于自己的民族意义重大，特意邀请亚历克西斯·赖特加盟，为她的个展《我的地平线》（My Horizon）擂鼓助威。亚历克西斯·赖特不负众望，写出这篇堪称经典的散文。2021年，我和日本著名翻译家有满保江教授合作，在中国出版了中、日、英三种文字合集的《地平线上的奥德赛》。2023年，日本现代企画室在日本出版该书，书名是《地平线的叙事诗》。《地平线上的奥德赛》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诗。该书描绘了1788年，英国“幽灵船”穿越地平线，入侵悉尼湾的那一刻，描绘了暴力殖民创伤性记忆“深入到未来几代人的噩梦”以及“世界历史上数以百万计饱受战争摧残的人”的迁徙，包括今天在澳大利亚寻找新家的无数难民儿童。这些经历在赖特的作品中相互交织，在诗歌和故事的蒙太奇中不断重叠，密不可分。作者所说的“历史的悲哀”在人类的神话中回荡，宛如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奥德赛”在21世纪依然延续。我们的老朋友周思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亚历克西斯·赖特的作品体现了祖先过去至高无上的地位。读她的作品，我们对长者的尊敬油然而生。这些故事极具感染力，对当代和未来一代代人们——无论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都是宝贵财富，也是不断的源泉。”
塔拉·琼·文奇：“那是我的家园，它永远在水边”
塔拉·琼·文奇
和亚历克西斯·赖特相比，1983年出生的塔拉·琼·文奇显然是后生小辈，在我国更鲜为人知。但她却以不凡的实力和夺目的才华，在澳洲文坛迅速崛起。她早在2006年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出版了处女作《迷茫》（Swallow the Air），并获“维多利亚原住民文学大奖”、“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新人文学奖”和“妮塔·梅·多比奖”，一举成名。更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凭借其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屈膝》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和亚历克西斯·赖特一样，在《屈膝》这部书中，谈及原住民苦难的历史，绕不开“被偷走的一代”这个话题，但塔拉·琼·文奇采取复调结构，把这一段历史融入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年的三代人的故事之中。以三个独立的声部展开，并结合书信、辞典等创作手法，以诗意的语言写就了这部澳大利亚原住民版本的《百年孤独》。
《屈膝》聚焦于威拉德朱里民族冈迪温蒂家族，通过三个人物——奥古斯特、她的外祖父艾伯特·冈迪温蒂，以及19世纪的传教士格林利夫的故事，在交替的章节中折射出文奇对澳大利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在虚构的莫伦比河，在象征澳大利亚的大屠杀平原方圆五百英亩的土地上演绎出几代人被“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压榨的历史。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语言，艾伯特·冈迪温蒂在去世前编了一本字典。外孙女奥古斯特在欧洲生活十年之后，回到澳大利亚参加外祖父的葬礼时，发现冈迪温蒂家正处于被一家矿业公司摧毁的危险之中。她游走在童年回忆和现实之间，努力寻找自身的价值。最终，勇敢地走上街头，以原住民身份，喊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在漂泊异乡多年之后，找到了久违的真实的自我。这是每一个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青年面对的残酷现实——传统的土地在现代工业的浪潮中正无可避免地被蚕食，被肢解，被掠夺。面对这种现实，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挺身而出，勇敢战斗，保卫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还是顺应潮流，为了眼前利益，任凭祖先留下的土地落入他人之手，或者继续逃离故土去做浪迹天涯的异乡人？小说以艾伯特·冈迪温蒂编写的字典词条结束：
“Ngurambang的意思是澳大利亚。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家园……从北部的山脉到南部的恩古拉姆邦边界。河水曾经从南部的河流流过莫伦比，注入小溪、潟湖和湖泊，养育着它身后的一切。Ngurambang是我的家园。在我的脑海里，它永远在水边。冈迪温蒂人曾经生活在、依然生活在那五百英亩土地上。澳大利亚——Ngurambang！你现在能听到吗？说出来——Ngu-ram-bang！”
这是令人泪目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泣血的呼喊。那呼喊声中包含了他们世世代代的痛苦、辛酸和期盼。新一代的年轻作家塔拉·琼·文奇就是以这样的激情，用她的小说延续着他们的血脉，延续着他们的文化与文明。
梅丽莎·卢卡申科：“固执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
梅丽莎·卢卡申科
我最近翻译完成的是梅丽莎·卢卡申科刚刚出版的《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小说。梅丽莎·卢卡申科196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的远郊。她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母亲所在的原住民家族——邦家仑（Bundjalung）。梅丽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多年来她坚持的目标是书写那些普普通通的原住民并不普通的生活经历。她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带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2019年她因《多嘴多舌》（Too Much Lips）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原住民作家。
梅丽莎的《埃登格拉塞》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主题开掘上都向前迈出一大步。她在“作者手记”中说：“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是殖民时期的一个地名，泛指布里斯班中心地带，现在叫做纽斯特德。用这个地名作这部小说的标题，表示对那块殖民者未曾涉足的土地的认可。”这就为小说定下基调——一部历史小说，但又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小说。《埃登格拉塞》开篇、结尾以及穿插其间的故事都是想象之中发生在2024年的事情。梅丽莎之所以把时间节点放在2024年，是因为1824年，英国探险家约翰·奥克斯利（John Oxley）第一次乘船逆流而上来到雅加拉地区，在美人鱼海滩登陆。从那以后，白人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把它叫作布里斯班。2024年是布里斯班“建市”二百周年。而事实上，原住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3000多年。2024年还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是1840年到1855年居住在雅加拉的古里尔帕人的后裔。作者“执拗”地仍然把它叫做埃登格拉塞，充分显示了她对那块未被殖民者染指的土地的热爱与神往。作者用神话、故事、史料，甚至澳大利亚原住民信奉的神灵、鬼魂，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历史与现实交融在一起，编织出这部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可读性极强的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木兰英是一位聪明能干、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他唯一的愿望是捕鱼赚钱，买一条属于自己的捕鲸船，让一家人过上不愁衣食的生活。却不料身首异地，魂魄无法回到家乡。他一腔悲愤，在茫茫荒野飘荡了169年，直到2024年，昆士兰州政府纪念布里斯班建市200周年前夕，木兰英的无头之魂遇到已经一百岁的孙女埃迪。埃迪对祖父木兰英一无所知，她虽备受欺凌，却主张不以暴力抗争，被市政府当作布里斯班最年长的土著人，奉为偶像，准备在2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大加宣传。
埃迪的孙女薇诺娜属于新一代有文化、有思想的原住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和奶奶埃迪得知被残酷迫害的木兰英是她们的祖先。鬼使神差，薇诺娜的男朋友，具有原住民血统的约翰尼·纽曼医生在他曾经就读的医学院找到解剖室存放已久的木兰英的头骨。木兰英的魂魄因此而身首合一，终于可以回到故乡。就在市政府举办轰轰烈烈的“200周年”庆祝活动时，年轻的约翰尼和薇诺娜一起驾驶着“埃登格拉塞号”，行驶在布里斯班河上。木兰英的魂魄，站在他的后人身边，满怀希望地说：“你知道海洋是我们伟大的开端吗，小伙子？记住，她是我们唯一的生命源泉，我们不会拒绝她的血脉，她也永远不会失去她的咸水人。现在我又完整了，漫长的流放生涯即将结束。”
梅丽莎就是这样，以诗一样的语言，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不乏讽刺意味、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古老的礼仪、部落间通婚的律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都有难得一见、比较详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创造的古老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书中还大量使用了原住民的语言，虽然给翻译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在作者的帮助下，逐一解决之后，还是颇有成就之感。
梅丽莎说：“我要向数百个勇敢的古里家庭表示敬意，他们在保卫各自家园的边境之战中幸存下来，并在随后一个世纪的种族灭绝中幸免于难。对于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共同利益而固执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我表示深切的谢意。”事实上，梅丽莎自己正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敬佩的、“固执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止步不前。我们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看清原住民文学的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翻译他们的作品。